返香港

其實兩個禮拜前已經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竟然覺得不習慣。看到周圍都是中文字竟然覺得有點怪怪的，去買咖啡又不知說英文還是說中文好。加上熱得過份，真的非常不習慣。

回到香港發現，市況仍舊慘烈。嘗試找工作兩天之後發現已經把可以一試的工作都報了，之後每一天得一兩個新的廣告浮出來，結果現在就進入了奇怪的沒事可做的恐怖狀態，由早叫悶到晚上。

看來還是要回去倫敦呆多一年了……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維也納管弦樂團

我承認是對Wiener Philharmoniker 極度偏見的。

 

黃色大廳的音響的確是一流，低音大提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令整個音樂廳共鳴起來，坐在樓座的我居然可以感到地板在震動。在倫敦任何一個音樂廳，樂團恐怕要出盡全力，聽眾才會感到音樂廳在震動。任何一個樂團到了Musikverein 都可以成為很大Power 的樂團。

問題在於這個城市以音樂聞名，太多觀眾都是因為「這是維也納」而來，觀眾水平遠比倫敦差，拍錯手，手提電話響，甚麼都有。樂團大概預計到觀眾是這麼的一群人，看來也就有點隨便。

最恐怖的是圓號。維也納管弦樂團多年來堅持用Wiener Horn 而不用現在更流行的Double Horn。Wiener Horn 只得一支管，一般用F 調的管，要用到高音才換B-Flat 調的管，所以用Wiener Horn 吹奏高音時會比較難。而Double Horn 就集兩管於一身，好處是所有音域都可以很方便地控制，但維也納管弦樂團堅持要得出Wiener Horn 的音色。隨隨便便的應付觀眾，加上難以控制的Wiener Horn，於是圓號不停走音，聽得十分無奈……

更無奈的是，原本的指揮小澤征爾病倒了，換來了我毫無好感的Daniel Harding……

唉，我真的在想，LSO 也比你們好……

不過，我承認是對Wiener Philharmoniker 極度偏見的。未現場看之前已經不喜歡他們，看完之後更加不喜歡。

六四二十周年後

在曹二寶此君提到那個詭異的「第二支管治力量」，在陳一諤、曾蔭權、呂智偉、劉夢熊一干人等在六四問題上作出驚人發言之後，二十萬人在維園悼念六四。完事之後，或者不久又要回復平靜。

我倒是想知道，在香港這個全國中幾乎僅有可以公開談六四的地方有二十萬人的出現對中共的衝擊是甚麼。

二零零三年，政府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加上在處理SARS 和經濟民生問題上的失敗，觸發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回歸周年紀念之日上街示威，最後逼使董建華連續n 日只懂得講早晨，再混亂一輪之後擱置二十三條立法。負責推銷二十三條的葉劉淑儀辭職，之後到史丹福大學騙了一個碩士學位，回港之後就更加目中無人，好像史丹福畢業就很了不起。我很欣賞的梁錦松﹙我說這句可能很多人想打我﹚買車之後最後都是辭職了。最後董建華因腳痛辭職。

二零零九年，在曹二寶此君提出那個「第二支管治力量」的概念之後，香港人大概開始覺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不過是一個謊言，中央說底到還是插手，香港人的「高度自治」可以有多少「自治」還是要中央點頭，中央一個不歡喜要拿走多少自治權香港人亦無辦法。又一次，香港人覺得中共信不過、靠不住。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本身大概就是加深了香港人對中共的不信任。今年六四二十周年，左派人士四出發表言論企圖淡化六四事件，令香港人感到必須明確表達要求平反六四的訊息，結果左派人士的行動反而是火上加油。最後二十萬人出現維園，訊息應該很明確。

二零零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和今年的要求平反六四，我覺得都說明了香港人認為中共信不過。也難怪的，中共的底早已花了，如一個重覆犯案的犯人是很難令人相信他不會再犯。丁子霖說，中共建國六十年如果不是這樣搞，中國大概比現在進步。中國面對外國人批評人權狀況，老是說「有一少撮人企國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等諸於此類的廢話。但正如丁子霖講，如果說到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怎也不及中共殺害和平請願的群眾，還有文革種種劫難﹙下省一百﹚吧！

我覺得這個中共其實沒有甚麼希望。看看溫家寶，我愈來愈覺得此君只不過是兩頭蛇。二十年前溫家寶跟老闆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訪絕食的學生們，之後趙君和他的眾下屬都沒有好下場，除了溫家寶。這對我來說是愈來愈清楚，溫家寶大概是在最後關頭向強硬派靠攏，才可以在今時今日坐在這個位置。所以要對現政權抱有希望是不切實際的，看看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六四的高壓處理就可以知道。

如果出現第二支管治力量，香港人大概就只能如tank man 一樣面對無腦的國家機器﹙我說的是無腦，不是無情﹚，不知應該發出甚麼反應。我唯一的希望是，中共看到二十萬人向中共說不之後，中共可以多用點腦，不要那麼低B 地覺得我們香港人跟你一樣低B。還有就是：想收回台灣，也請用中共用下你個腦。

若要人不知，唔好咁低B。

又說六四。這次引用當年某電視劇中黃子華的一句對白：若要人不知，唔好咁低B﹙i.e. 不要那麼低能﹚。

身在英國倫敦，我有時的確跟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點脫節。剛剛看到一位名叫呂智偉的仁兄好像在城市論壇中很正義地說要怎麼怎麼學術討論六四問題，又說當年學生運動在香港人「送錢」去之後變了質云云。真奇怪，先有陳一諤，後有呂智偉，為甚麼親共人士近日不停發表這些奇怪言論，質疑當年學生有錯，或為政府鎮壓開脫？某某雜誌又無端不見十六頁，又到底是受到甚麼不可告人的壓力，要去隱藏六四呢？

今時今日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如果一個政府想人民對一件大事完全不知情的話，這就真是「好天真，好傻」。 如果阿爺想全港七百萬人都一致認為六四時的學生有錯，而政府鎮壓是對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並且沒有更好的辦法的話，那請你別那麼天真地以為我們都跟你一樣那麼天真，你說幾句我就會相信你。借用江澤民一句，你真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話說回來，如果有人認為指出學生的錯就可以為政府鎮壓開脫的話，那請這些人搞清楚。如果 學生犯的叫「錯」，政府犯的叫「罪」。借用程翔那一句「學生的錯，怎麼與執政者的罪相提並論？」。如果有一個小學生做數學功課做錯了一題數，老師為懲罰這個小朋友而打了他兩拳，這個老師大概會被拉去坐牢。雖然「錯」和「罪」並不見得有很清晰的分界，但在和平請願和殺人這兩件事，在如此極端的對比下，那個算是「錯」那個算是「罪」應該很明顯。況且，我想其實沒有人真的會認為學生一點兒錯都沒有，倒是政府沒有認罪。

又如果有人覺得今日的經濟成就是當年政府必須用大殺傷力武器鎮壓的理由，那又請這些人搞清楚，經濟發展如何跟你有沒有鎮壓根本沒有關係。時間沒有可能回到二十年前，因此我們沒有可能做一下實驗，試一試如果李鵬老早死了的話，事情會如何發展。「沒有鎮壓就沒有今日的經濟成就」基本上是一句廢話。如果當年鎮壓之後經濟又不幸地搞不好，不知你們又會有甚麼藉口支持鎮壓。

說到底，一個政府出動本來應該用來對付拉登的工具來對付一班和拉登沒有半點兒相似的學生，我想不到有甚麼理由可以支持這件事。

通識

話說陶傑去做通識科模擬試題不合格。

陶傑被人稱為才子，但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當年我還在中大修一科邏輯的時候，其中一課導修的討論就是陶傑一篇專欄。專欄中，陶傑教訓大家甚麼是三段論﹙並順道取笑一些政治人不懂三段論﹚，但他用來說明三段論例子卻是毫無三段論特色的三段論。陶傑的邏輯腦筋有多強，我不說了。反正本人寫東西一時興起都可能犯上十個八個邏輯謬誤而不自知，就別在這兒扮權威了。

陶傑大大聲說「先別問我合不合格，這試題本身就不合格」 。如果我考試不合格就可以乾脆指著教授的鼻說「試題本身就不合格」，那就真的十分過癮。身為一個大學生，讀了書差不多廿年﹙唉，還在讀﹚，考試無數，老老實實，試題真的作得好的試卷，其實不見得遇過很多。覺得試題問得不好，可能只不過是代表自己低能，也可能是出題的人低能。但無論是誰人低能，試題作得好不好，作為無奈的學生，也要死頂。

例如：本人作為一個超級古典音樂迷，中四就開始聽馬勒﹙今時今日在香港，我不相信有多少人比我更年輕就開始愛上馬勒﹚，並有資格在自己的Title 上加上DipABRSM 這個疑似外星語言的東西，想當年考會考音樂時，我只得一個D，非常荒謬。後來到中大音樂系面試的時候，陳永華問我：你有八級樂理，有DipABRSM，怎麼會考音樂會得一個D？呵呵，我也好想知是甚麼原因。如果我可以指住考試局說「你的試題不合格」，然後考試局會道歉和賠償，那多好呢……

說實話，要在試卷中談論這些音樂甚麼通識，這些沒有絕對答案的東西，怎談？評分的老師也可笑。有朋友說那個評分的老師知道那份答案是陶傑的所作所為之後「淆底」。這令我想起做那些樂評，是多麼的主觀。當Julia Fischer 未紅時，我讓我一個做樂評的朋友聽她的Bach，我朋友不以為然。今天，同一個樂評說Julia Fischer 有前途。唉……

最後只加一句：當有一科叫通識的科目要考試的時候，通識已經不再是通識。